袁伟时评孙中山:一个被“神化”了的革命者

    孙文是革命的旗帜。但是,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,他没有避开人们自由评述的特权。辛亥革命后他的思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,几个重大决策都是错误的。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成果无法巩固的重要原因。

    例如,发动三次战争。

    不顾党内反对意见,一意孤行发动“二次革命”,对巩固辛亥革命制度变革成果非常不利,也证明他是很不成熟的政治家。

    “护法”违法,把国民党带入死胡同。

    “北伐”的结果是把肇始于广州的党国体制推广到全国。

    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,跟他的思维和学识的弱点息息相关。

    1.没有与专制思维划清界限。

    “革命必须有唯一(崇高伟大)之领袖”,“我是推翻专制,建立共和、首倡而实行之者。如离开我而讲共和,讲民主,则是南辕而北其辙。……应该盲从我!”[《居正文集》第207页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武汉版。]

    这不是孤证。他的生死不渝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写道:

    “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:‘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,只有我一个人行,我是中国的救星,服从我者请来。’”[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第849—950页,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版。]

    2.对现代政党缺乏认识。

    1914 年,他亲手制定的《中华革命党总章》,居然宣布“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,不得有公民资格。”[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三卷第98页,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 版。]而在1924年制定的《中国国民党总章》则规定:“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,有最后决定之权。”[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九卷第154页,中华书局 1986年北京版。]这些都是缺乏现代政治常识的表现。

    3.对分权制约的现代政治不理解。

   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教授的新著:《三十岁前的孙中山》有一重大贡献:直指孙中山向往德国俾斯麦的万能政府;他讲的“民权主义”、“五权宪法”,实质是香港殖民统治式的“万能政府”。

    “说 穿了,孙中山属意的万能政府,其实就是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监察、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。大别于英国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等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。为什么 孙中山属意这样的政府?归根结柢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更有利于把‘一片散沙’的中华民族团结和调动起来。”[黄宇和:《三十岁前的孙中山》第436页, 中华书局2011年9月香港版。]

    这个论断是解开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钥匙。笔者多年来一再指出孙中山对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社 会都缺乏深切的了解。他指责中国人一盘散沙,自由太多了。现代公民本来是一颗颗坚硬的石头,孙中山眼中成了渺小的沙子。有了结社自由,公民就会显示自己的 力量;而孙中山却宣称“中国人用不着自由”[《孙中山选集》第720页,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。],念念不忘的是把中国人继续羁绊在宗族中。他认为 “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,不足为我们的师导。”[《孙中山选集》第760页,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版。]他所设计的种种所谓超越欧美的政治 制度,实践证明不过是必须抛弃的累赘或专制体制的纹饰。